□ 呂玉贊

如何理解“法理”這一概念，取決于我們持有何種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歷來的思想者都是首先在本體論的層面來解釋“法理”這一概念。為了揭示法律應符合的不變規(guī)律以及正當性依據(jù)，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和學者將“法理”作為本體概念，援引諸如“事物之本質”“自然法”“當然道理”“自然的理法”“法律原則”“法律原理”“法律理由”等義項進行各種解讀，形成了豐碩的“法理”概念的本體言說。

中國古代以“法理”為法律之本，以論理辯難的邏輯方式求貫穿法律之通理，促成了古代中國法學理論的完整與成熟。盡管傳統(tǒng)中國的“法理”概念內(nèi)涵與現(xiàn)代的“法理”概念存在一定的意義差異，但作為法律條文背后蘊含的觀念、規(guī)律、價值追求及正當性依據(jù)，它們相差無幾。清末時期，隨著戊戌變法以及法律去儒家化的開啟和推進，“法理”概念逐漸從傳統(tǒng)概念轉變?yōu)槲鞣礁拍睿f的含義和載體被徹底拋棄，用漢字“法理”表達著經(jīng)由日文“法理”承載的西方法學精義。新中國成立后，法治文明轉型導致大量法政概念趨于潰散離析，但“法理”這一術語并沒有被廢棄或者邊緣化，仍有很多學者從本體論視角對“法理”概念予以解說。

“法理”概念在中國自漢代起就發(fā)展出了形而上的本體意義，并且直到今天，“法理”也主要是作為一個本體論概念被關注和解讀的。這不僅與中文“理”本身具有的本根論的含義有關，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一概念反映了古今思想家和學者對法的合理性、正當性、規(guī)律性、普遍性的理論探求和思考邏輯。盡管不同歷史時期的“法理”概念具有不同的問題意識和指稱對象，但它們都是為了告訴吾人法律的精神與目的之所在，尋繹和闡明法律在哲理與理論上的根據(jù)，庶不致為法律的條文所遮蔽。同時，由于德國法哲學和其他法學流派的沖擊，西方法理學也將探求法律的理性根據(jù)作為中心主題，而作為這種研究的映射或投射，“ratio legis（法律的理由）”“法理念”“法律原則”“正確法”也獲得了與“法理”概念頗為接近的本體含義。

為了消除中西方文獻中“法理”解讀的混亂，更深刻地揭示“法理”的本體意涵，可以將本體論上的“法理”界定為實在法的“原因性的規(guī)定根據(jù)”。法律作為人類創(chuàng)設或約定的社會——制度性實在，也就是作為人類通過理智或意志創(chuàng)造的存在體，同樣具有自己的原因性或因果性。

法律調(diào)整的是能夠體現(xiàn)為意志關系的具體社會關系，法律的“原因性的規(guī)定根據(jù)”涉及的主要是“規(guī)范之道”，它體現(xiàn)的并非自然的原因性，而是實踐哲學領域的自由原因性和目的原因性?！胺ɡ怼蓖高^具體的時空語境所表達的是法治實踐中的理性觀念，正是法律與實踐性、實踐理性之間的派生關系才造就了“法理”的存在和意義。人們雖然不能通過可感覺、可經(jīng)驗的有形的東西辨識“法理”在事實上存在或不存在，但可以通過理性理解和認識“法理”，也可以通過理性證成“法理”的存在。

“法理”作為概念是以“法”為中心語素的，它指向的是“法之理”而并非“理之法”。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以“法”為中心主題或邏輯原點，圍繞“法”去闡釋它的理，將理融于對“法”的理性思考之中。同時，這里的“法”只能理解為實在法，而不是所有形態(tài)的法。換言之，“法理”所指代的只能是實在法之理。盡管如此，我們并不能把實在法作為獨立的實體去統(tǒng)攝“法理”。對于“法理”的認識或知識，可以先天地在理性上認識而不依賴于實在法。

“法理”作為法律的根據(jù)不僅具有“事實關聯(lián)性”或“實然關聯(lián)性”，而且必須取向于法律所規(guī)范之客體的性質，不能違背基本的“事理”。但是，法學作為一門置于規(guī)范性視角之下并由此探究規(guī)范之“意義”的學問，它關注的必然是內(nèi)在于法律的“原因性的規(guī)定根據(jù)”，而不可能是那些外在于法律的法理。法律外部的法理，只有通過法理論和法教義學的轉換、篩選和過濾，才可能從“法外之理”或“關于法律之理”選擇性地轉換為法之理。

“法理”所面向的實在法，乃一個廣義的實在法體系，不僅單指法律條文和法律規(guī)范，而且包括法律制度、法律部門、法律體系等。作為實存的“法理”通常以部門法學和法理學這兩種方式與實在法發(fā)生關聯(lián)。換言之，“法理”并不具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分形寄寓于部門法學和法理學這兩種研究之內(nèi)。

部門法學中的“法理”，指的是法律規(guī)整或法律規(guī)范規(guī)定的待處理事項，尤其是事項處理的行為構成要件結構和法律后果之要素結構內(nèi)嵌的原因性的規(guī)定根據(jù)，可以簡稱為“法律規(guī)范/法律規(guī)整之理”。部門法理屬于典型的“法律之理”或者“法中之理”，它們是從法律規(guī)范中可以直接推演出的義理內(nèi)涵，集中和系統(tǒng)地體現(xiàn)為制定法中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通常具體化為特定的法律原則。它們既可以立法目的、法律原則的條款形式存在于法律明文，又可以法律原理、法律教義、法律學說、法律理由的類型層次隱身于制定法背后。部門法理只是將屬于各個部門法的雜多的實在法聯(lián)結起來，只能著眼于某一法律領域的統(tǒng)一性，具有明顯的國別性和地域性。因此，部門法理只能以法教義學的方式來提取和推論。

為了把分屬于各個部門法之中的法理歸結為更抽象的命題，將它們以整體統(tǒng)一的形態(tài)呈現(xiàn)出來，以保證實在法是從更高層次的原則演繹出來的必然結果，這些在部門法理的基礎上推論出來的二階命題便是法理學意義上的“法理”。法理學之法理是理性在推理中從經(jīng)驗的實在法知識出發(fā)所要通向的終點，先于所有以特定實在法為根據(jù)的部門法理，先天地確定各部門法理在該整體之中的位置以及它們各自對其他部門法理的關系的條件。

法理學不僅包括關于“法是什么”的純粹實踐理性的觀念，也包括關于“法”作為一個存在者的理想的那些命題。法理學之法理也包括兩個方面，即關于“法是什么”的法理與關于“法的理想”的法理。前者屬于法的存在論或概念論的部分，主要以法的理念的形式存在。后者屬于法的價值部分，主要以法的理想的形式存在。關于法的理念的法理包括“法是什么”以及法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這二者都是關于“法本身是什么”的法理。關于法的理想的法理是所有實在法知識和部門法理的拱頂石，也先于或高于關于法的理念的法理。只有通過關于法的理想命題，才可以將關于法的一切命題或知識組合為一種內(nèi)在體系，并促進和實現(xiàn)法學和其他科學的溝通。

（原文刊載于《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