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法學院李思遠在《河北法學》2025年第5期上發(fā)表題為《犯罪記錄封存的訴訟效力：實踐爭議、深層根源與應對之策》的文章中指出：

犯罪記錄封存的效力包括社會效力和訴訟效力，二者分別指犯罪記錄封存后對行為人的社會生活和對其此后遭遇的刑事訴訟所產(chǎn)生的影響。犯罪記錄封存的訴訟效力，主要涉及在被封存犯罪記錄后再次涉罪，其前罪記錄能否被援引和評價。這其中關系到一般累犯、特別累犯、減半入罪、毒品再犯、徑行逮捕、刑事和解等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除了一般累犯和從重處罰的認定，在累犯認定的爭議、毒品再犯的“類案不類判”、“減半入罪”的認定分歧、徑行逮捕的適用盲區(qū)以及刑事和解的條件存疑等方面一直爭議不斷。其深層次根源則在于：第一，我國長期對犯罪記錄封存和前科消滅混淆理解和運用。二者均是對犯罪信息的處理方式，但本質(zhì)區(qū)別在于前科消滅是一種信息清除制度，消滅意味著不復存在；而犯罪記錄封存則是一種信息保密制度，犯罪記錄依舊客觀存在，非經(jīng)法定程序不得查詢、解封或傳播。不過，盡管理論層面犯罪記錄封存和前科消滅的殊異較容易甄別，但卻阻擋不了實踐當中將二者混用的趨向。第二，犯罪記錄封存效力和再犯可能性判斷之間的邏輯關系未能理順。第三，犯罪記錄封存后解封程序不夠完善。事實上，犯罪記錄封存后的解封，不能僅靠司法辦案人員的主觀認定，而是需要遵循嚴格的解封程序，至少要向相關主體送達解封文書，但在當前，學校、單位、社區(qū)組織、村委會是否送達，都存在爭議，各地做法不一。與此同時，究竟由哪個機關行使犯罪記錄解封權(quán)，也并不明確。

為應對上述理論爭議，應當統(tǒng)一實體法和程序法當中關于“犯罪記錄”的規(guī)范化表達，厘清封存效力與再犯可能性之間的邏輯關系，明確犯罪記錄封存的解封與訴訟效力的恢復，對兩種犯罪記錄封存（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訴訟效力中是否成立一般累犯、特別累犯、毒品再犯以及是否可以“減半入罪”、是否適用徑行逮捕與刑事和解等問題進行區(qū)別討論。借助“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所帶來的研究熱潮，對既有制度遺留的訴訟效力問題，也應一并討論和解決。